城市生活與健康的關系，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英國廣播公司(BBC)最近在其網站上刊發了一篇文章，該文以英國的格拉斯哥市為例，詳細論述了如何才能讓城市更好地保障市民健康。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宋迎昌認為，文中研究結論對當前我國健康城市的建設有一定啟發意義。

過度城市化會升高死亡率

數據顯示，在格拉斯哥生活的居民，早亡風險比生活在英國其他城市高出約30%，人均早亡7年。這種情況一度被看作是個謎。但格拉斯哥人口健康中心的公眾健康管理師大衛·沃爾什不這么認為。2010年，他領導進行了一項相關的死亡調查研究。2016年，研究團隊發表了一篇報告，詳細分析了40種假說。他們最終發現，城市化及城市人口的急劇增加，直接影響很多與死亡率升高有關的因素。

第一，城市無限制擴大，會因過度擁擠帶來諸多問題。快速增長的人口易使城市不堪重負，嘈雜、臟亂、無序。作家卡羅爾·格雷格寫過兩本有關城市死亡率與工業化革命的書，在談到格拉斯哥的問題時，他說，居住在貧民區或廉租房中的人更喜歡去混亂的酒吧消磨時間，并染上酗酒、藥物成癮等問題，且更易實施暴力行為。而從小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日后同樣會養成惡習，并出現嚴重心理問題。

第二，大城市貧富分化現象更嚴重。窮人與富人居住在同一城市，有時甚至比鄰而居，只隔一道墻。每天看到生活狀態相差巨大的對方，必然會加重不公平感。此外，強調社會不公還會變相鼓勵競爭，由此產生心理壓力和社會焦慮。美國加州大學兩名心理學家對208項相關研究的分析發現，社會評價是帶來心理壓力的最重要因素。另一項證據是，在社會不公嚴重的國家，公民患上心理疾病的風險約是公平國家的3倍。

第三，城市生活可能改變大腦結構，使其更容易受到社會壓力的影響。2011年，德國海德堡大學中央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精神科醫生林登伯格所做的一項研究顯示，在城市環境中長大的人，患上精神分裂癥的風險是鄉村長大者的2倍，這與他們早年的緊張經歷和大腦內灰質的減少有關。

城市規劃要考慮四大問題

聯合國數據顯示，到2050年，將有6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這意味著，全球健康問題可能更嚴峻。那么，我們能從格拉斯哥的現狀得到什么啟示?

宋迎昌說，西方國家關于“理想城市”的設想，最早可追溯至1820年著名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提出的“田園城市”概念。但實際上，田園城市在經濟發展下很難行得通。20世紀后，如何規劃城市以保證人們健康和幸福的內容再次被提上日程，不少建筑師或城市規劃師為此提出建議。1933年，瑞士著名的建筑師及城市規劃師勒·柯布西耶出版了他的理想城市藍圖。與過去不同，他認為城市設計首先應滿足居住者的精神和物質需求。

城市規劃需考慮區域的“混合功能”“職住平衡”等。20世紀初，勒·柯布西耶提出，城市應嚴格劃分功能區。工業區、商業區、居住區應隔開，以便工人在工作之余可逃離污染環境;城市道路應當寬闊、呈網格狀，保證其高效性等。但宋迎昌說，現在這一理念已逐漸被拋棄，因為其會導致過量的通勤流，加重擁堵。如今城市建設轉而倡導“混合功能”“職住平衡”“產城融合”等理念，通過科學治理及新技術應用，工業區環境污染狀況已大大減輕，商業區的噪音污染也可以得到有效治理。

保障合理的人口密度。美國建筑師奧斯卡·紐曼在1971年提出，建筑設計應考慮居住者的感受。如果他們覺得居住區域可控，比如有能力保持其清潔狀態，就會產生安全感。該空間大小被稱為“可防御空間”。比如，兩戶一層會讓人感覺很好，20家共享同一走廊則好比一場災難。

提供更多人際交流場所。不平等會降低社會信任，進而影響到城市中的人際關系以及個人安全感。英國布里斯托研究中心“快樂城市計劃”首席執行官莉茲·蔡德勒說，要化解人們對安全性的擔心，我們需要做的是創造越來越多的共享空間，讓市民們相互聯系，了解雙方的差異，并增進理解。科學的城市布局，可以幫助營造這種環境。比如，封閉部分街道，使其成為行人專用區;提供更多綠色地帶作為“碰撞空間”，方便大家在這里放慢腳步、碰到熟人。宋迎昌強調，缺乏公共空間正是我國城市規劃建設的通病，也是需要注重彌補的一塊“短板”。

減少水泥地場所，保留更多自然環境。研究證明，相比在室內或學校水泥操場上玩耍的孩子，在草地上野餐的孩子注意力方面表現更好，創造力更強，抗壓程度更高。

好城市，幸福最大化

宋迎昌說，城市是經濟發展的產物，產業因提高效率的原因而聚集，人口因就業的需求而聚集，城市不僅僅是經濟中心，還是人居中心、科創中心、文化中心。城市僅考慮經濟發展的需求，不考慮人居要求，就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城市。

正如林登伯格所說，從流行病學角度看，城市居民有其優勢，比如更富裕，受過更好教育，也能獲得更好的醫療保障。但在城市規劃設計中，仍需考慮到其可能帶來的不利因素，并努力找到最大化幸福感的方法。

關鍵詞： 嘈雜 損害健康